收到一份来自朋友的珍贵生日礼物，内心很感动，会永远珍惜！

一个本没有想到能成为朋友的朋友。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竟有一个人能洞悉我的心灵，才恍然明白，我已拥有了这个朋友。

结尾

博士做的是关于心脏如何利用脂肪和葡萄糖作为能量的，涉及的都是生物化学的东西。有时我想，我读博士的过程，也像是一个生化反应。我是底物，牛津大学是反应场所（如同心肌细胞），博士学位是反应产物，而我上面提到的重要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酶或是辅酶。正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保证一个反应的顺利发生。

其实，人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的反应，处理好各种酶与辅酶的关系是这众多反应当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遗憾的是，有时未必能处理得好，所以人生才会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意的时候。

四、Dr Rhys D. Evans

Rhys是我的博士导师，对我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我觉得他与张先生在对待学生和学问上的态度有很多地方非常相似：热心帮助，严格要求，严谨治学。此外，两人都不是只知读书做学问的人，业余爱好也是非常广泛。张先生喜好运动－网球、篮球、游泳，并且政史知识非常丰富；而Rhys也好运动，曾是一支橄榄球队的队长，周末有时还飙飙摩托，并弹的一手好钢琴，能吹长笛，还曾见他买过一架翼琴。

我与Rhys第一次见面是2002年9月4日，星期三，地点是他的办公室。我穿着那套为出国才买的报喜鸟西服，尽量精神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因为我要在他的实验室做1年的访问学者，这第一印象很重要。简单寒暄两句后，他给我介绍了进展中的课题，以及他想让我做的部分实验。因为英语还不熟练，多半是我在听，时不时“yes, yes”地应上几句。这期间，还无意中还发现我的简历就在他的桌子上。说实话，第一感觉怎么牛津教授的办公室还没有我的办公室好呢（那时系里刚装修，办公室是很漂亮的，06年Rhys去西安，也说你的办公室很漂亮，他用的是posh这个词）。不过，Rhys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热心、健谈、还比较幽默。记得再见的时候，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明天来的时候，把这套西服脱了，随便找件market clothe穿上就行了。

简单介绍一下Rhys。他是牛津大学麻醉系的reader，牛津John Radcliffe医院心胸外科麻醉科的consultant，两个词中文里都没有对应的词，是很高的职称了。两个博士学位，先在牛津读了生化的博士，导师的导师就是Hans krebs(三羧酸循环和尿素循环的提出者），所以后来他曾开玩笑给我讲，说Niu你也算是出身名门了；后又在伦敦大学读了医学博士。

现在想来，我从Rhys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实验技术、科研作风、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等等。而当我现在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不知从何写起了。好吧，就写两点吧。一是对待科研的态度。他本是个麻醉科医生，工作很忙，而我是在他的脂质代谢实验室做博士。心脏脂质代谢和麻醉关系本来很难扯得上，我开始也不理解。时间久了，才发觉纯粹是科研的兴趣在促使他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工作的时候，那种认真的劲头我自愧不如。做肝脏灌流时，需要红细胞。他也从自己的身上抽血（也抽我的，但这样的导师太少了）。有次做胸导管插管时，他不小心用手术刀划破了食指，我想换作一般人，肯定会停下实验去处理一下，我也是这样建议他的。可他说，得把实验做完（关键时候，再关键也没有自己受伤关键吧）。他就那样一直用大拇指压着食指，直到实验做完。这样的例子几年来很多很多。另一点是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中总有如意不如意的时候。他很关心我，特别是刚来牛津的时候，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他总是用一句话来安慰我，“don't worry”，什么都是don't worry，然后是全力地帮助你，而且事情总能办好。

昨天还与Rhys讨论一些问题，奇怪今天这篇文章却续不下去了。他对于我来讲，是学习生活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在博士论文的首页写道，“此论文献给我的导师Evans博士！”。所有的所有，都在这一句话里了。

 三、Thomas Stapleton

Tom是我迄今遇到的最伟大的一个人，也是最平凡最简单的一个人，正如在序言中提到的，平凡中透着大不凡，真正是一个若愚的大智者。

那天答辩结束后，我突然就想起了Tom。心想，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该有多高兴啊。Tom去世后，我就想写点东西，却始终不知从何处着笔。My Garden里有篇“难忘的经历”，是06年底写的，准备作为Tom的生日礼物送给他的。当年在他家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在平凡生活中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在“难忘的经历”一文中都有提及。这里，我只想写写另一个侧面。

我曾多次去拜访过Tom。每次去，Tom都安排我住他家的VIP房间。周日早上，还是要求我与其他人一同跑步。那时，我就想请Tom都我家来坐坐。只是考虑我家比较小，加上楼梯什么的，恐怕不是很方便，就一直没有提出来。直到2007年春节，我们准备在楼下的活动室搞个聚会，将学校来这里的人都请到一起过个年。Tom才对小谢说，他也想来，不知能不能来？我一听，当然十分高兴。那天Tom兴致很高，见到了许多多年未见的学生，一个人喝了一瓶葡萄酒，而且他特别喜欢我爱人做的饭菜。此后，我爱人就经常做点点心或是菜，请小谢他们给带回去。

之后，天气暖和一些后，我们又请Tom来了一次，小谢他们陪着。吃完饭后，Tom小声对我说，Niu，我能不能在你家的床上稍微躺一会儿？我说，能啊。儿子陪着，在床上与Tom爷爷说说话。看着那场景，我有些心酸。这么一个老人，身边无儿无女，说孤苦伶仃，似乎也不为过。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为我国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此后一别数月，间或打个电话，或发个email。期间，小谢他们还说起，Tom还想到我家里来，看什么时候方便？那时我爱人周末做着一份工作，总也没有得出空闲了。只是经常做点吃的，请小谢给带回去。

Tom那时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幸好小谢和小付悉心照顾。等到他们俩人回国后，小路、小汪来了之后，Tom身体渐渐不行了。有天，小万给我打电话，说Tom突然抽搐，这种情况以前未出现过，我也很紧张。小汪是临床医生，有些经验。我告诉他们，等Tom好转一些，一定要向他要一些重要的电话，以备急时所需。过了两天，听他们说，再没有抽搐了，只是身体非常虚弱。我安慰他们说，每年冬天，Tom都会这样，等冬天一过，就会好起来的。

我与爱人说了这个情况，她说我们得去看看Tom。2007年11月11日，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去看Tom。我爱人给Tom做了条清炖鲈鱼，做了一点米饭。Tom很高兴见到我们，身体很弱，但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他头天就给小汪他们说，我们要来，让小汪给我们做牛肉吃。中午吃饭的时候，Tom还招呼我们吃饭，我们说吃过了。他就把我们带的鲈鱼和米饭都吃了。中间还要了两杯红葡萄酒。要第二杯的时候，还给小汪说，别兑水。原来，小汪他们操心他的身体，在葡萄酒里给兑了水。

Tom身体很弱，已不像以前那样，还能与我聊聊天。吃过饭后，他就坐到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去了，小路他们给他围了厚厚的一条围巾。起身告辞的时候，Tom已无力从椅子上站起来，却伸出了他的手，要与我们握握手。以前都是他把我们送上车，却从没有握过手。记不清他说了什么话，我对他说，你要保重，你会好起来的。

之后两三天，我与小路他们经常通通情况，说还行。却不想，周四的早晨，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Tom家的，感觉就不是很好，果然小路在电话里告诉我说，Tom昨晚上走了，走得很平静。说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他还给倒了杯水，早上去看时，却已经走了。

Tom一生也算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对我国，对我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身后事却极其简单。Tom生前留下遗嘱，不进教堂，遗体火化，骨灰撒掉，在Times上登一个简短的讣告，是他生前拟好的。张宏毅一天发email来说，准备搞一个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我开车在M40上的时候，感慨万千。当年住在Tom家的时候，每天都要从M40上往返与牛津和Tom家之间。回到家的时候，Tom总是将晚饭已经做好，等着我们。当年的生活情景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里。

没有正式的遗像，还是Tom当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回来后在书房里谁给照的一张照片。照片里，Tom胸前就佩戴着友谊奖的奖章。张宏毅把照片打出来，就放在Tom卧室的床上。Tom的卧室很小，也就能放的下一张床。遗像前放着小路他们几个的卡片，还有几束鲜花。

我们五个人向Tom遗体告别，张宏毅把Tom生前经常穿的一件军大衣也带去了。随后，我又单独呆了一会儿，那一刻， 有种想落泪的冲动，心里真的很难受。

Tom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二、Z教授

Z教授的名字我不想提及，但他对我在牛津上博士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不是他，我肯定没有机会在牛津读博士了。

其实我与Z教授之间还是有些渊源的。2000年，国内一部关于高血压的权威著作出版了，Z教授是四位主编之一，而我则是百位编著者之一。只是写书的那时候，也没有开过什么编委会之类的，所以交道没有打过，但Z教授的名头我是知道的，算是我校心血管领域的一个专家。

02年，我准备报考心血管专业的博士生。由于此前我曾在心内科呆过一段时间，与科主任J教授有所接触，所以就决定报他的研究生。考博士与考硕士有所不同，主要在于英语成绩，而专业和专业基础课一般情况下导师会给出参考书目与重点内容。因此，我找了J教授。J教授首先欢迎我报考，随后却说，当年心血管专业的出题与判卷工作都由Z教授负责，他让我去找找Z教授。Z教授我不熟悉，回来后与科室的郭主任说了。郭主任说，没问题，Z教授是我们系60级的学生，对我们系的学生他肯定会给予帮助的。听了之后，我轻松了许多。有在Z教授医院工作的同学却提醒我道，找Z教授时得注意点技巧。我不解，他说，如果你考他的，肯定没有问题，所以你得有点技巧。记得是一个星期三，我找到了Z教授的门诊，病人还很多。直到中午12点多了，Z教授才出来。门口站着一位看似商人模样的女士，他先与这位聊了两句。瞅着空隙，我走上去。我说，Z教授，您好，我是空医系的某某，找您有点事情。他态度很好地说，什么事？我说，今年我准备考心内科的博士，想请您在专业课的复习上给予帮助。Z教授笑着问我，你考谁的？我说，J教授的。没想到，Z教授一听，立即冷冷说道，那你找J教授去，随即扬长而去。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了技巧一说，后悔自己没说第二志愿是报您的。后一想，这么说，也没有什么技巧。算了吧，吃饭去了。

那年考博，我报了一个英语辅导班，老师很牛，只招20多人，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时间一长，大家就开始交流考试信息。有人听我说，专业还没有底，就说，专业都搞不定，还考什么博士呢。郭主任是个好心人，听了我的情况后，说要亲自带着我去找一下Z教授，我说算了，我自己去找吧。现在想想，一切好像都是注定的，如果当时郭主任带我去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Z教授的医院挺远，我前后去了三次吧，一次都没有进到他的办公室。我也是个清高的人，心想，算了吧，求人不如求自己。我不信专业能比英语还难考，再说了，我搞心血管内科的教学也5、6年了，什么知识点、新进展也算了解一些，要不我怎么面对我的那帮学生呢。我把内科学看了好几遍，又把新进展查了许多，特别是查了Z教授近些年的工作，觉得心中还是有些底的。

考完英语后，没有感觉。但考完专业和专业基础后，感觉是不错的，估计得个70分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分数已经够了。英语成绩在五一前就下来了，我考了74分，很高的分数（那年心血管专业的第一还是第二名）。那时就听说分数线是55分，心想这下博士是上了，心里很高兴，所以那个五一假期过得也很愉快。假期过后，郭主任对我说，要不再去找找Z教授，我说算了，觉得考得还可以。没想到的是，几天后一查分数，专业基础74分，专业才54分！这时我才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简直太不可思议了。55分的线，就给了我54分！多一分少一分都不给！拿到这个成绩单，我突然觉得一切似乎都没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嘛？

也是命运的安排，那年Tom到学校选人到牛津来，系里推荐了我。一面试就选上了，博士没上成，却到牛津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正是在这一年期间，才得到在这里读博士的机会。所以，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坏事变好事，比好事还好，这不知道是谁的名言，很有道理。从这个角度讲，我得感谢Z教授。这个一面之交的教授，却改变了我的学习轨迹。您要是当时高抬贵手，再多了不给，就多给1分，我也不会万里迢迢地到这里，而且几年间几次往返于中英间，遍尝舟车劳顿之苦，还得看人颜色，辛辛苦苦地读这个博士了。那样的话，我05年博士就毕业了。

呵呵，这就是所谓的教授。

  序言

我是一个喜欢总结的人。这种习惯可能与多年的军校生活有关系。上大学的时候，有班务会、中队点名、大队点名，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大会，等等等等。总结总是这些场合的主要内容。工作后，有教学总结、课题总结、年终总结，也是等等等等。其实总结是个好习惯，回过头去想想自己在昨天做了些什么、做得如何，对做好明天的事情或多或少总是会有些帮助的。

原本想写一个总结，总结自己在攻读博士过程中的所得所失。动笔时却发现离开过去的那种生活有段日子了，正经的总结竟不会写了。也是突然来的灵感，就写写几个人物。他们对于我读博士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其中一个，这个过程都不会如此的顺利。其中有的人对我影响深远，这些人在my garden以前的文章中已有所提及。有时我想，我是个幸运的人，能遇到他们，聆听他们的教诲，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我眼里看来，他们虽平平淡淡，简简单单，但却是若愚的大智者，平凡中透着大不凡。

一、张立藩

我与张先生的结识也是缘分。大五的时候，开始上专业课，听说过系里有个张教授，学问做得很好，是我国航空航天医学届的泰斗级人物，却没有对上号。97年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教研室的郭主任找我谈话，建议我报考张先生的研究生，并说一个好导师非常重要。就这样，他带着我去见了张先生。一见面，我就有印象了，原来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个有时打网球有时跑步的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先生。张先生很谦虚，很好接近，听了郭主任的介绍后，对我说，那你就好好准备吧。那时研究生专业考试，考生都会找导师问问出题方向，有的导师也许会给划划重点。但张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我是有所耳闻，所以备考的时候，这个口都没敢张。

都说师恩难忘，在我多年读书的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师恩最重的就是张先生了。从97年开始，就一直聆听他的教诲，直至今日。他对待科研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学生的态度，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的那种至深的感情，对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在多年的交往中一点一滴、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可以说根深蒂固。

现如今教授专家很多，但能称的上是先生的却很少了。读硕士的时候，我与几个同事合作，在西北民航做些实验。那时才听到一个资力比我大很多的人称张先生为先生。那时，我就觉得，先生这个称谓相对于教授更适合于张先生。很多事情现在依然记得十分清楚，仅举一个例子。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大阅兵，我在家里看电视，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说张先生找我呢。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第二天上午才到系里。那天下着大雨，因为在国庆假期，系里很安静。一上二楼，就看到先生办公室的门开着，忐忑不安地走过去。张先生看到我来了，让我坐下，把他正看的一个稿子递给我。我一看，是我写的一篇综述，自己感觉写得还不错。先生说，你看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心里还不是很服气，就看到那稿子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用铅笔做的修改。我还没说话，先生又说，昨天我在这给你改了一天，国庆阅兵也没有看，你自己看看，写得太不认真了嘛。守岩呢？叫守岩过来（守岩与我同是张先生的学生，合作做同一课题）。我赶快出去给守岩打电话，守岩说下午来。下午雨还没有停，张先生却又早于我们到了系里。本想着先生还会批评我们，没想到他却对我说，对不起，上午我态度不好。说完，就开始给我们讲这篇综述的问题，听着听着，不但口服，心也服了。

上硕士的三年，先生给我改了不少文章，包括论文。我把他修改过的底稿都认真地保存着，那是一笔财富。等到以后，我给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和生理学报审稿的时候，先生的那种做法，特别是那个态度也学会了。所谓言传身教，我是有体会的。先生曾给我看过他上大学时生物学的作业。他画的那些生物标本栩栩如生，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纸张已发黄，却更令我叹服不已。恐怕在学校甚至更广泛的范围内，这样的学问家也不多。先生课讲得很好，他的学识基础及学术功底实在是太深厚了。

硕士毕业后，由于我的工作部分与心血管临床有关，他鼓励我报考临床博士。后来因某种原因没有成功，却来到牛津做了访问学者。这期间有了一个读博士的机会。张先生听到后，非常高兴，非常支持，给我写了好几封关键的推荐信。读博士期间，我们之间经常Email联系，时不时我也打个电话，每次总是有收获。更重要的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做科研有很深远的影响。

做张先生的学生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如今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然在实验室工作，每年还有一两篇在类似美国生理学杂志这样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了。遗憾的是，先生身上的某些东西，我们却无法学得到，或是学不透。

因为，达到张先生那样的高度实在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