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牧马人，

扬鞭马背上，

驰骋在广阔的草原里，白云蓝天下；

只怕，

马儿 不听话。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C，都知道在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这个东西，因此多吃蔬菜和水果有利于健康。英语中有一句话，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也是这个意思。

维生素C是人体的必需营养素，缺乏时会得坏血病，所以维生素C又被称为抗坏血酸。但是，人体内却不能合成这个东西，因此，维生素C的摄取完全依赖于日常饮食。有许多营养品，都以富含维生素C作为兜售的卖点之一。

除了必需营养素的作用外，科学家自然会想到这个小东西是否还有药用的价值。在这一点上，科学界存在着大争论。这里要提到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莱纳斯.鲍林。他是名化学家，也是迄今为止两度在不同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位科学家（此前还有居里夫人）。鲍林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维生素C和普通感冒”的书，在书中他极力阐述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带给机体的益处。在写书之前，他曾亲自每天服用3克的维生素C以预防感冒，其自身体会都表述在该书中。

此后，鲍林与英国肿瘤医生伊万.喀麦隆开始了为时很长的一段合作研究，以观察静脉注射和口服维生素C对肿瘤病人的治疗效果。二人在1979年合作出版了“癌症与维生素C”一书，书中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肯定了维生素C在治疗肿瘤方面的作用。可以说，是鲍林在上世纪70年代使得维生素C为公众所认识。但是，也是由他，挑起了关于维生素C的一场争论。有医学科学界的同行甚至指责鲍林他们为“庸医”，会误导公众和临床医生，因为根本无法重复出鲍林的实验。而1985年的两个临床实验都证实，口服维生素C对肿瘤患者无任何治疗作用。

20多年后，美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在PNA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告了静脉注射维生素C可以明显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幅度可达53%）。他们认为，维生素C是一种抗氧化剂，大剂量使用可使机体产生大量的过氧化氢，而后者可以杀死肿瘤细胞。同时，在堪萨斯城，另一个研究小组也完成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女性肿瘤患者接受了静脉注射维生素C的治疗。

但是，争论仍在继续。有科学家指出，传统的放射方法和化学药物对肿瘤有肯定的疗效，其中一条机理就是这两种疗法可以使机体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又可杀死肿瘤细胞。作为抗氧化剂，维生素C则可清除自由基，因此会干扰肿瘤的治疗。

争论是科学界的普遍现象，也是人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的必由之路。相信维生素C这个小东西是否具有更大的用途也会在以实验事实为依据的争论中越辩越明晰。

补充几点关于鲍林的情况：

1，鲍林是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此前只有居里夫人在不同的领域（化学和物理）获得诺贝尔奖。而且鲍林的两次都是单独获奖，没有与他人分享当年的诺贝尔奖项。这种情况，迄今为止，鲍林是唯一一人；

2，鲍林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工作中使用的类似X射线衍射法等研究方法，成为沃森和克里克揭示DNA结构的主要手段。更有人认为，当年美国政府拒绝给鲍林签发护照导致他不能参加于1952年在伦敦皇家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使他错过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从而使得沃森和克里克成为认识DNA分子结构的第一人。否则，他有可能三获诺贝尔奖；

3，鲍林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曾说过“此人是真正的天才”。他于1939年出版了对他有里程碑意义、在化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化学键的本质”一书。但是他关于维生素C的观点却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争论，以致被人称作“江湖医生”。

我发现，布朗内阁中存在着普遍的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

比如，内政大臣艾伦.约翰逊。之前他是卫生大臣，再之前是教育大臣。这几个职位的专业性都很强，但是约翰逊却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他15岁离开学校，一心想成为摇滚歌星，最后却成了Tesco的一名员工，专门负责各种货品的上架工作。在Tesco工作一段后，他又加入皇家邮政，成为一名邮递员。自1987年起，约翰逊开始步入政坛。一步一步，终于达到如今的高度。他在卫生大臣的位置上表现出色，一度被保守党看做是他们最不希望成为工党领袖的人，甚至被某些工党同僚密谋为布朗的替代者。可就是他，从专业的角度上讲，绝对是个外行。

还有一个外行，就是接替约翰逊成为新卫生大臣的安迪.伯纳姆。伯纳姆在剑桥大学接受的教育，却与医学无关。他的从政经历起始于内政部，自2003年6月起给当时的内政大臣当秘书。此后先后在财政部、文化传媒与体育部任职。此次在布朗重组内阁之际，接替约翰逊，成为卫生大臣。上任之际，就面临日益严重的猪流感疫情，可谓重任在肩。

现任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可以算半个外行。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这样的教育背景与他现在的职位还是比较“专业对口”的。而此前，他是环境大臣。这是另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位，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到发展的可持续性。米利班德没有此方面的专业修养，所以我说他是半个外行，或是曾经的外行。

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为朝野各方人士及民众广泛接受。其中原因，我想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个国家的行政制度比较成熟与完善。国家机器在制度的框架内可以有效运转，从某种程度上说，什么人当大臣对这个运转并无显著影响。二是，各个部门的大臣，其实属于另一个专业性同样很强的领域，即政客。换句话说，医学教授或是博士未必能成为卫生大臣，因为他们不是政客。从这个角度上讲，上面三个人其实都是内行，非常专业的内行。

这个国家的体制其实很有意思。政府内阁成员在首相的领导下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在工作。内阁成员有明确的分工，但是作为团队之一员，每个成员又要对其他成员的工作有相当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BBC记者会采访外交大臣，询问有关经济问题；而采访商务大臣，则询问有关伊拉克问题。我有时也会感到惊奇，这些外行回答起这些问题，说的也都是内行的话。想想，这其实也是节约能源，提高效率的方式。

看来，外行也不是不能领导内行。

PS.  1，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父亲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他的弟弟，爱德.米利班德也是布朗内阁成员，任职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

2，英国许多政客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而在剑桥大学读书的相对少一些。因此，有人比较牛津和剑桥，说文科牛津强过剑桥，而自然科学剑桥要超过牛津；

3，在这些政客中，主管学校、儿童和家庭事务的大臣爱德.鲍尔曾就读于牛津大学Keble学院。Keble学院成立于1870年。学院有一个大厚本子，每年的新生都要在本子上签名。2004年10月，当我用中文和拼音签下我的名字时，那个本子已经很厚了。

1.

第一次聊天，我以为我们能成为朋友。

之后聊了许多次，每次都很投机，你也开始以大哥来称呼我。

可是，我发现了你的问题。你也不掩饰你的问题。我试图去帮助你，而且是很努力地帮过你。但是，我却帮不到，也帮不了。因为，我们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做不了你的大哥。

至今，我还为一件事情内疚。一天，你打电话给我，是因为你有了大问题，需要我的帮助。可是，我却在外地，赶不回去。听着电话里你的声音，我很难过。

这是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我希望再次见面时，如果有这一次的话，你能有不同。你比我年轻许多，可是那次给你搬家，我帮你扛行李可以从一楼一口气直接上到四楼，而你却还需要在中间休息几次。

要珍惜自己。

2.

如果无缘无故，我们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相遇的。

那天天很冷，我们相约在一个加油站见面。我早到了，坐在车里，眼睛盯着加油站，像电影里描述的某些情景一样。我看到了一个身影，在路灯下显得有些单薄。我下了车，走向你。

第一印象不错，因为我们背景相似，有些共同的东西。

此后就开始打起了交道。虽然期间你有几次犹犹豫豫，出尔反尔，很不符合我做事的风格，但我还是忽略了这些东西，我觉得你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又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我以为，我们会成为朋友。

可是，我们不会。

因为我们不同。

3.

我从未想过我们会成为朋友，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差距。实际上，我曾有过两个忘年交，一个是单老，一个就是Tom。

而你把我当成了你的朋友。

第一次见面，你就给我讲了许多你的苦恼。说实话，我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况且，以你的年龄，你的经历，这些本不应成为苦恼的。可是，我还是帮你分析，耐心地开导你，我以为仅此一次。而且我内心里还是希望你能快乐，因为你其实是个可怜的人。

可是，此后，每次见面，你都会重复讲那些事情。不但讲，还给我发信，长篇的信。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的一种需要，一种倾诉的需要。所以我还是耐心地听，或是装作耐心地听。信却根本没看，回复倒是有的，还是开导的话。我想，就帮帮你吧。

Tom在去世前写了一本书。还是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有次你到我家里，我把这本书拿给你看。是想让你知道，一个人是应该有些追求的。可是，你对这本书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兴趣，这令我大为失望。我看到了你与Tom的差距，也看到了我们巨大的不同。

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帮你，在认真地帮你。直到有一天，你误解了我。我发火了。

一旦我对你失望，一旦你误解了我，意味着从此我不想再见到你。

抱歉，我不能成为你的朋友。

但是，我还是要祝福你。

4.

不是因为不同，我们就不会成为朋友。

我们不会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有根本的不同。

这是儿子某天说我的话，意思是嫌我说他太多，是个话匣子。

不过我估计，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老师说他的。儿子很多地方都非常像我，唯独这点不像。我其实话不多，遇到很投机的人，也许会高谈阔论，但大部分场合比较安静。而儿子则不同，他的话很多，不分场合：一个人的时候、与我在一起的时候、与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儿子有两个老朋友，玛格丽特和罗杰。玛格丽特是我的邻居，而罗杰是玛格丽特的邻居，儿子与这两个人相处得很熟。玛格丽特是个退休老师，一个人住在家里，她的女儿有时会过来看看她。儿子和玛格丽特经常在花园里聊天，隔着个篱笆。一老一少，似乎聊得还很投机。儿子生日那天，玛格丽特很早就给他送了一张生日卡，还夹带着个小礼物，从门上的信箱口塞了进来，让我感到很有些惊奇。搬到玛格丽特隔壁半年多了，我与她说过的话还不及儿子一次与她说得多，看来他是个话匣子，而我不是。

罗杰有一个年轻的匈牙利妻子，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的20多了，小的才刚刚会走路。儿子就经常与罗杰的妻子和小女儿在公园里玩，边玩边说，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罗杰还有一小片地，种了些土豆西红柿豆角之类的蔬菜。前两天，罗杰还给了儿子一袋新鲜小土豆，让我都给烤着吃了（应该是煮着吃的）。

儿子整天在家里做东西。用个鞋盒子做个坦克、用个竹竿加上一块布做个五星红旗（很认真地将布染成红色再画上黄色的星）、在花园里摆了个模型我也看不懂（模型前面的铁丝把我脚还给扎出了血，他说怪我自己不小心）等，东西做得说不上精巧，但是他很在意细节的处理（这点像我）。儿子还有个习惯，画。也是整天在那里画呀画的。他的画更谈不上漂亮，但是很有内容，有些意思。同样地，儿子非常注意细节的处理。

前两天，学校放假，他把在学校里的作业什么的都带了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画的人物肖像画。那是他刚从牛津的学校转到这个学校时老师的要求。老师让他画三幅画，他就画了一幅自己的，一幅爸爸的，一幅好朋友的。自己的和爸爸的画，基本上大同小异，有意思的是，儿子把两个人的鼻子都画成了牛鼻子的形状，估计是他想告诉他的新老师，我们与牛有点关系。另外，把我的耳朵画得很大，这也是他观察的结果。总之，我们两个他都给画得十分难看，比真人难看多了。更有意思的是他画的好朋友。好朋友的鼻子不是牛鼻子的形状，但肯定也不是人鼻子的形状。此外，儿子还把好朋友的脸整个涂成了咖啡色，这是因为他这个朋友来自马来西亚，儿子认为比我们要黑一点吧，想在他的画里突出这个特征。

可以保证，猛地看到这三幅画，任何人都会被吓一跳。

一天晚饭后，我带着儿子出去沿着康河边上散步。那河畔的金柳，在夕阳的余晖下确实很美，难怪在徐志摩眼中如同新娘般漂亮。儿子一如既往地话多，说这说那，问这问那。走到一座桥边，他竟然主动让我给他照张相。这倒让我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儿子就不喜欢照相了。主动要求照相，想必是他也发觉了康河的美，康桥的美。

我现在甚至能感觉到，儿子能感觉到我的感觉。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理解我了：理解我所思，理解我所想，理解我所写，理解我所为。

那天看到了刻有徐志摩著名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诗句的那块白色的石头，就在康河的岸边，被几丛青草所簇拥。

冰心曾说过“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的话，很令人感叹。

雨过天晴了。

考试通过了，论文写完了，学位拿到了，一切都好了。

这是必然的了。

上周六，有朋友自牛津来访，一顿饭，一瓶酒，简单地聊了个把小时。

朋友目前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这是他的原话。不过，在我看来，倒不存在尴尬一说，问题的关键一在于取舍，二在于定位。

对他来讲，取舍的选择远比去年我的境况来的简单容易许多，而且他已有了大致的倾向。虽然在这个方向上有来自家庭内部的阻力，但是即使阻力过大，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初始的意向，那也是一种选择。比较难的问题，我倒觉得是朋友对自己的定位。我曾说过，定位不准，就会产生错觉。错觉肯定会导致错误的行动。这个朋友对自己定位偏低，我很想对他说，如果你是爷爷，就要有爷爷的架势，就不要装孙子；如果你是孙子，就老老实实地当孙子，那也别装爷爷。

定位问题很重要。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定位准确还真不易。在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经常充当开导人的角色，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的时候了。

实验中又遇到一个难题。

努力解决中。

我多么希望我爸是个省长啊。

可是他不是，他连村长都不是。

那天他来看我，是我妈带信让他来的。看到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我妈就慌慌张张地对我爸说，我娃受罪了，我娃受罪了。

我爸没吭气，坐到床头上，从口袋里拿出个苹果，对我说，我娃吃个苹果吧。我刚接过苹果，我爸就站起身，对我妈说，你出来一下，跟你说个事儿。

我手里拿着个苹果，苹果很大，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那种大苹果，但是我却不想吃。我不知道我爸要跟我妈说啥事，是家里出啥事了？我很紧张。自小我就紧张，胆子很小，老是担心这担心那的，可是我的这些担心却从来没有给人说过，也没有人会听我说这些。

时候不短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回来。有护士来给病人发药，问我道，你妈呢？我说，出去了。护士轻声说，乖乖地躺在床上，你可别乱跑。又说，让我看看你的手。说着就走过来了。这个护士很好，她的眼睛长得真好看，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脸，每次看到她时她总带着口罩。我把手伸给她，她摸了摸手腕上那两道紫色的深痕，又让我把脚也伸出来。我的两个脚腕上也有两道深红色的痕迹。疼吗？她问我。我摇了摇头。心里却很想说，我想看看你的脸。

那句话我还是没有说出来。我的心里又开始紧张起来，我甚至想我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她的脸了。想着想着，一股黑暗笼罩过来，我害怕了。

他们终于回来了。我妈好像哭过，我不愿意看到我妈哭，她一哭我就担心要出事。我爸坐在床上，问我，我娃，想吃啥，爸给你买去。我摇了摇头，我爸就不吭气了，眼睛却转向了窗外。我爸好像也哭过，那眼睛还红红的。我妈说，娃，把苹果吃了吧。

过了一会儿，我爸转过头来，也不看我，说道，娃，过两天咱回家吧。我好像就在等这句话，一阵恐惧秫然袭遍全身，我知道我到了尽头。我想看我爸的眼睛，却总是抓不住，他的眼睛总在那里晃了晃去。我又听到了我妈的哭声，细细的。我说，妈，我也想回家了。

我爸赶在天黑之前就回家了。那个苹果我还是没有吃。晚饭的时候，我却一点东西都不想吃，就半靠在床上看我妈吃饭。我妈吃的是我爸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就着一杯开水。我说，妈，你把苹果吃了吧。我妈说，你不吃，带回家给你弟弟吃吧。

那个年轻的医生晚上值班。他又来看我了，他其实不是管我的医生，但是每天他都会来看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天在监护室的时候，其实我很想问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却好像不看我，眼睛一直盯着那些机器，一根根花花绿绿的电线就从那些机器穿出来，连在我的身上。我也记不清有多少天了，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才宽了一点，我好像不怎么害怕了。

医生拿出听诊器，检查完之后，又看了看我的手腕和脚腕，也问道，还疼吗？我摇了摇头，说，过两天我要回家了。医生轻轻地哦了一声，看了我妈一眼，说，回家之前，带娃在城里逛逛。我听着，用手轻轻摸着手腕上的深痕。我开始害怕了，回去后再犯病我咋办呢？我知道，那天要不是他们救得快，我这会儿都不在了。手腕上脚腕上的伤痕就是他们救我时留下的。这还是那个护士告诉我的，说我犯病时抽得厉害，没办法，他们只好用纱布条把我绑在床上，才能给我打针用药。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只记得似乎有一大片黑暗的东西盖在了我的头上，完全罩住我的时候，我好像就没了。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监护室了。我其实很想在监护室多呆几天，我知道那里安全，但是我知道住在那里一天要好多好多钱。我爸没有钱，他只有力气，但他的力气也值不了几个钱。

我还想问医生那个问题，我想问医生我还有救吗？但是我却不敢问。我害怕医生告诉我说有救，我更害怕医生告诉我说没救。这个医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却很希望他能一直呆在我的床边。医生还考了我道数学题，是那种脑筋急转弯的，学校里的娃们都知道答案的。想到学校，如果我好了，我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想以后上大学，可是太贵了。我要打工去，我要挣钱让我弟弟上大学。

病房的床睡着比家里的床舒服，我其实还不想回家。但是我爸都哭了，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想让我回家。

我爸是三天后又来的，来的时候用一个蛇皮袋装了一袋子核桃。他说我在这里这么些天，医生护士都很辛苦，还救了我一命，核桃是给他们尝尝的。

后来，我爸就说，我娃，今天天好，我领着你和你妈到城里逛逛去。我其实不想去，我觉着有些累，我想在病房的床上再好好睡上一觉。我妈说，娃，走吧，不走远，咱就在医院周边边转转。

好多天没有出来走动了，我感到有些头晕。我爸想拉着我的手，我就把手给了他。一辆好看的小卧车停在医院的楼前，车里有个像我年纪大小的孩子，我就多看了车一眼。

这车好得很嘛。我爸说道。

怕是省长坐的车。我妈说道。

爸，你要是个省长就好了。我说道。

我爸我妈就都不说话了。

第二天我就出院了。离开病房的时候，正赶上主任大查房，主任的身后跟着一大群穿着白大衣的人。在其中，我又看到了那个医生和那个护士。那个医生这次看着我，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亮亮的。那个护士这次却没有戴口罩，她的样子真好看，她一直在笑着看我。我想冲他们笑笑，但是我不知道我笑出来了没有。

11床今天出院。有人小声向主任做着汇报。就听主任哦了一声。他家还有个小男娃，另一个更小的声音补充着。主任又哦了一声，目光就透过人群，看了我一眼。

我还有救吗？我用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问了一句。但我知道，我的嘴唇动都没有动一下。

出院的那天，阳光灿烂。

PS. 当年的“我”曾给我以很大触动。近日看到别人的文章，引出上述一段文字。

来剑桥之前，就知道这里有个酒吧，叫Eagle（老鹰酒吧）。当年Francis Crick（克里克）和James Watson（沃森）也曾光顾这里。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就是由克里克在这里向人们宣布的。那是1953年2月28号，克里克走进剑桥市中心的老鹰酒吧，兴奋地宣布他和沃森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当年4月25号，他们联名在Nature发表了题为“DNA分子结构——一种可能的结构”的论文。9年之后，他们因此发现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来到剑桥后，发现这里是有这个传统。一般到周末，大组总会有人张罗着到酒吧里去喝上一杯。去过两三次，一杯啤酒，聊上个把小时而已。我喜欢喝酒，但却喜欢独自喝酒或是与所谓的知己（期望能有如同克里克和沃森那样的知己关系存在，他们年龄相差12岁，性格相左，但却志同道合）一起喝酒聊天。

今天上午，艾米丽发信给大家，说天气这么好，下午出去喝一杯吧。我是不去了，晚上要踢球，踢球之前最好不要喝酒；艾米丽奥也不去了，可怜的他，今天在农场一个人呆了一天；老汉斯听说我俩不去，已经回家了（这家伙，老是迟到早退）。

等哪天一定要去老鹰酒吧喝上一杯——独自一人或是与某人。

附：老鹰酒吧的正门。老鹰酒吧开业于1667年。据说许多在剑桥读书工作的大师级的人物都来这里喝过一两杯，除了上面提到的克里克和沃森二人外，还有牛顿、达尔文、霍金等。二战期间，老鹰酒吧成为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军官士兵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教授来信了。

说第30届国际重力生理学学术会议开得很成功。这点在会前我就确信不疑，因为有教授在，这种档次的学术会议没有不成功的；

说他将参加于7月底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36届国际生理科学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一个关于重力条件下血管适应性及对抗措施的报告。剑桥生理系有教授的一个老朋友，他们于1987年在日本北海道开会时结识。我曾与她交谈过，她说她也佩服教授以如此高龄，仍然能活跃于科研工作第一线；

说目前正在修改一篇文章，将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发表；

还说牛津大学Noble教授的专著 “The Music of Life”的翻译工作将于暑假完成。有些惭愧，教授曾邀请我参与部分章节的翻译，无奈手头事情太多，予以婉拒。教授说在翻译工作的最后，可能会有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教授数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浓厚的科研兴趣，勤奋求实，不知疲倦，就像科研工作中的一架“永动机”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教授，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无人能比。

他的信，总会给我一种动力。